陶冬：2012一场玩转全球的QE大冒险（2）

日本

量化宽松重心由美国转向日本

上海证券报：量化宽松是2012年贯穿始终的主线，展望2013年，QE似乎仍是主基调之一。您怎么看明年主要发达经济体明年的货币政策调整？

陶冬：我认为，量化宽松政策的重心接下来将从美国转向日本。

除非美国真的跌落财政悬崖，明年美联储可能不会再加大宽松措施，这也将是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头一回，美国没有在新的一年中祭出新的宽松政策。

相比之下，日本央行的货币政策可能向盯住通货膨胀转移，尤其是安倍当选首相后，日本央行的量化宽松幅度可能会增加。过去是每个月固定的债券购买计划，以后可能变为，在没有达到既定通胀目标之前，央行每个月将购买不设上限的国债，通过这一途径来注入流动性。

实际上，美国量化宽松最强烈的时期可能已经过去，基本上就维持目标的水平。但日本可能在增加新的流动性。

中国经济一时半会还快不起来

陶冬是我认识的国内经济学家中，对国际经济形势看得最透、最准的一个。但作为瑞士信贷的亚洲区首席经济学家，陶冬对中国经济的深刻认识才是他的“金字招牌”。

观察近期的固定投资等指标，陶冬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见底。不过，在他看来，当前几乎所有的增长反弹动力都来自基础设施。换句话说，今天拉动经济企稳回升只有一个动力——公共开支。

“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民间投资消失了。哪怕是现在经济企稳，民间投资还是没有出现。”陶冬直言。“少了民间投资，中国经济今后几年也就是8%左右的增长，快不起来。”

今年11月份，中国的工业生产重新反弹至两位数增长。很多人都为此欢呼雀跃。但陶冬认为，任何人要是对于中国经济可能重新回到过去两位数的强劲增长抱有“奢望”，甚至依此投资，最终肯定会失望，会输得很惨。

“今天中国经济没有V型反弹的底气和动力，也不会有V型反弹的政策。更可能出现的是1997年到2003年我们所见到的一个长期的底。”

今天中国迫切需要的，在陶冬看来，是结构性的改革。回顾历史，上世纪80年代初，百废待兴，中国推出了农村改革，以体制上的突破，带来生产力上的突破，带来了6年左右的好光景。90年代初，经济再次出现僵局，邓小平提出了开放经济特区，吸引外资流入，为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奠定了基础。本世纪初，中国经济再次陷入泥沼，并且碰上亚洲金融危机，中国适时加入WTO，又是以体制上的突破带来了结构上的变化，拉动了生产力的提高。

“今天，中国已消耗前几次结构性改革带来的红利，迫切需要一次新的体制上的突破。”陶冬说。中国政府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2007年就提出了经济转型。但刚好碰到了西方金融危机。陶冬认为，在这期间，中国也或多或少受到西方印钞和财政刺激的影响。

在陶冬看来，这些反周期的扩张政策，可以“托一托经济的底，让经济增长没有那么难看”，但是很多这些政策，都是在维持，不是在突破。“少了体制上突破，就没有生产力的提高，经济就很难有突破，中国就很难回到过去我们习以为常的那个勇猛的中国。”（朱周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