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张超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
张家瑞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
来源:微信公共号“宏观经济观察”
欧洲领导人最近可真是忙坏了，一边要接待中国总理一边还要应付希腊总理，但希腊民众的公投真是“给力”，强硬拒绝了过紧日子的要求。目前看，希腊问题的发酵仅仅才是开始，后续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
希腊问题再发酵
2011年欧债危机记忆犹新，当年8月欧盟领导人峰会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力求缓解欧债危机的“三大支柱”问题:银行资本重组、欧洲稳定基金(EFSF)扩容和希腊债务减记。峰会最终就三大问题达成最终协议，即银行业再融资1060亿欧元将核心资本比率扩充至9%，EFSF扩容至1万亿欧元左右，希腊债务核销50%，“希腊危机第一轮”算是平稳度过。但最揪心的是峰会成果并没有涉及防止和治理主权债务严重超标(如欧元区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成员国债务规模不得超过本国GDP的60%)做出制度改革的问题，这也为“希腊危机第二轮”埋下伏笔。
虽然“希腊危机第二轮”目前还未发展成为“欧债危机第二轮”，不过令人担心的是已有迹象向着“欧洲危机”发展。回顾希腊问题的反反复复，从希腊主权债务问题发展至今，虽然经过几轮领导人磋商，出台种种救助措施与方案，但欧元区国家并没有出台关于统一财政政策的法律文件，对于麻烦不断的希腊问题仍停留在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应付”之中。上一轮欧债危机出台的救助措施仅偏向解决流动性问题而回避深层次的制度改革问题，欧洲经济的“制度危机”是“希腊危机第二轮”的根本诱因。
制度短板是核心
欧元区统一的货币制度和分散的财政制度之间矛盾以及对成员国财政监督的缺失埋下了欧债危机的隐患。欧元区是一个紧密的经济体，虽然欧元对入盟国加入时财政状况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但是入盟后欧元区监管缺失成为此次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加之后危机时代国际金融市场并没有完全摆脱阴影，欧元区松散的、各自为政的财政制度掣肘许多应急政策的制订和实施。成员国间的统一货币政策和独立的财政政策相矛盾，加之各成员国对欧元各有所图，只想从欧元中获利，不想或只想尽量少地承担责任，再者各国经济总量差异大、结构差别明显以及发展模式各异等国民经济差别，人口老龄化与高福利低收入问题等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导致欧元区经济分化日益严重。虽然欧元一再试图加大各国经济、财政政策的协调，但收效甚微。
目前看，摆在欧洲领导人面前亟待解决的并不仅仅是应对“希腊危机第二轮”，而是加强欧元区统一、集中的财政体系以及更加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等制度建设问题，解决欧债危机需要釜底抽薪式的一揽子解决方案。
欧元区现有危机处理方式回避制度问题，主因无外乎庞大的资本市场需求和固有经济模式的挚肘。任何的制度改革势必损伤一部分既得利益者，而且改革现行机制、改变经济发展模式是一个漫长且痛苦的过程，但几经反复的“希腊危机”已经迫使欧洲的决策者拿出勇气和胆识，从本质上解决欧洲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和矛盾。从另一角度看，此次“希腊危机”也是迫使欧洲根治顽疾、开创新生的机遇。成员国推动国内经济结构改革以适应整个欧元区经济发展需要，同时也从侧面推动欧元区国家深度一体化进程。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相互依存、互相帮助、增强协调已成为时代特点。欧元区做出制度改革的规划不但根治自身制度缺陷，更可赢得其他国家和经济体的信任与帮助。
希望欧元区国家以负责任的态度对待本国和区域内经济发展与全球经济、金融稳定的关系，期待欧元区出台一系列更大胆、更有力、更彻底的制度改革以挽救国际社会对欧元及欧元区国家的信心。
特别声明:文章只反映作者本人观点，中国金融信息网采用此文仅在于向读者提供更多信息，并不代表赞同其立场。
